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会同意，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元素，是价格。（是的，不然他就是冒牌货。）

上篇我们讲到，亚当•斯密说，要让年轻人自由恋爱！这样才会有大团圆结局。同样的，北京治堵这个故事若要喜剧收尾，施政者就不能忘记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斯密说，自由市场，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下，会将有限的资源作最合理的配置（给最有需要的人）。上篇我们也讲了，所谓“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每个人的利益驱动（incentives），包含了个人在一项经济活动中所能得到的利益和需要付出的代价。（代价中也包含机会成本。篇幅有限，略过不讲。）

在市场上这利益和代价之间的斟酌，被简化为资源对个人的价值和资源所售的价格之间的比较。

所以没有正确的价格，就没有了适当的利益驱动。这就是为什么价格那么的重要！

之前我们讲到，北京政府的问题，在于它不知道谁比谁更需要开车。所以它只能用随机分配这个它自认为“公平”的方式。但随机的结果，自然是常常将资源（开车的权利）分配给不怎么需要它的人。（就像玉母把曼玉嫁给了伟仔。）

如果政府不随机分配资源，而是让每个人顺应利益驱动来选择要不要开车，那会怎样？如果政府指定一个开车者要付的价格，那样或许有些人愿意付这个价，而有些人不愿意付。但是愿意付的人肯定要比不愿意付的人更需要开车！

如果曼玉（无良）的母亲向华仔和伟仔索要50万人民币的“抚养费”作为嫁女儿的条件，那伟仔就会拍拍屁股走人——曼玉对他来说没那么重要，他或许更愿意拿这笔钱去买辆宝马车。但是华仔就会欣然支付，因为对他来说，陪在曼玉身边笑好过坐在宝马里面哭！

这里还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于公平。

这会儿可能还有人看了我的文章觉得不服气。他们会说，就算那个腿脚不便的人比我更需要开车，但我毕竟也有需要。大家都是人，我们都是平等的，凭什么我的需要要服从于他的需要？这公平么？

首先，你个小样坐地铁看到老人是不是从来不让座？！

其次，这其实非常公平。事实上，这比北京政府的摇号策略要公平得多。

当玉母向华仔和伟仔索要50万元抚养费的时候，她其实是让他俩做一个选择。他们都有（同样的）权利去选择曼玉或者是宝马车（或50万现金）。于是他俩根据各自的喜好做了各自的选择。这难道不公平么？

相反的，当北京政府摇号决定谁可以买车，谁不能买的时候，它其实是随机地剥夺了一个人买车的权利。这才是不公平！

当然，这个公平是有条件的。

就像我在第一篇文章里说到的，如果价格过高，以致于有的人负担得起（足够富有），有的人负担不起（没有足够的钱，而不是嫌贵），这样的公平就不能保证。

比如，玉母要价还是50万。虽然华仔很爱曼玉，哪怕玉母要价5000万，华仔也会毫不犹豫地支付。可惜他家徒四壁，就算把自己卖了也拿不出50万来。但伟仔是富家公子，如果他愿意出这笔钱，他就可以娶到曼玉，哪怕他对曼玉的爱远不及华仔。（还有更糟的。如果伟仔的钱多的花不完，那钱对他来说就没有价值。所以即使他一点都不喜欢曼玉，他可能也会满不在乎地付这笔钱。但一般经济学家相信这种极端的情况并不存在，至少不普遍。）

所以说，价格可以甄选出需求，但是只能甄选出有支付能力的那部分人的需求。

我们接着讲堵车。

上一篇文章里，我说，堵车的原因是价格错了。现在讲一下为什么。

前面说了，如果玉母索要50万的抚养费（价格）时，只有华仔愿意付这笔费用（伟仔买宝马去了）。但如果玉母只索要非常低的抚养费（5毛）的时候，华仔自然还是愿意，但原先不愿意的伟仔现在可能也会愿意出这个价。

当资源的售价越低，资源的市场需求（demand）就越大。这需求法则（Law of Demand）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规律之一。（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说，需求法则其实只是一个假设。但这是一个很多人都乐意接受的假设。）

所以，当我们认为使用道路的车辆过多（需求过大）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使用道路的代价（价格）过低了。

过低的价格造成过多的利益驱动，最后导致过多的人选择开车。

在斯密的理论中，自由市场提供了一个合理的价格的生成机制。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讲了“看不见的手”在需求方的作用，但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供需双方（适当）的利益驱动，可以保证最终生成的价格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篇幅有限，无法细讲。）

但在少数情况下，由于种种原因（外部性，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等等），市场无法确保正确价格的产生，甚至无法促成交易，这时市场就会失灵。

这些是斯密没有预见的。（因为他没见过堵车？）但是斯密的理论已经给我们指出了制定经济政策，包括治堵措施时必须注意的原则：

用价格，而不是骰子，来甄选需求。如果发现需求过量，应该提高价格，而不是降低。

所以北京治堵应该采用怎样的策略？

最好是完全取消限行和限购。在拥堵的时段和路段根据拥堵情况收取拥堵费（越堵越高）。如果一定要保留限行和限购，也应该用拍卖的方式来分配相应的许可。摇奖的方式非但低效、不公平，还给黑市交易和贪污腐败提供了滋生的机会（别说摇奖不能作弊），应当废除。

另外，停车费应该由市场来制定（这里没有外部性问题），该涨的涨，该跌的跌，鼓励车流不往繁忙地段挤。

最后，如果政府想要鼓励公众多使用公共交通或是拼车等经济用车的措施，就应该给公众提供这样做的利益驱动。比如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降低价格（但别忘了公共交通也有拥挤的问题），为公共汽车以及拼车的公众提供专用车道等便利。（顺便说一句，拥堵费和停车费的收取也会鼓励驾车者采取拼车等经济用车的措施。）

我知道，一说涨价肯定有人要骂我。但在骂我之前，请认清这个事实：有限的道路资源和（在低使用成本的情况下）巨大的道路使用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低成本的方便出行，在一时之间并不可能（除非你强行剥夺其他人使用道路的权利）。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选择。或者谁都不用付费，但是每天必须在路上浪费大量的时间（等于金钱？）并承受因此带来的种种不快；或者，一部分人可以选择多出一点钱，但是省下时间、避免不快，而另一部分人可以选择不开车，但省下金钱。

换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不能接受堵车就必须减少上路的车辆，而前面讲了，用价格来甄选需求（让每个人自己做选择），要比随机地剥夺人们开车的权利要公平得多。

当然，还有贫富差距的问题。是的，价格分配的公平是在所有人都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的。而在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的中国，人们的支付能力显然不平等。

那富有的人是不是应该拿出自己一部分的财富，来帮助并不富有的人？

首先，经济学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这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的政治信念，价值取向。

如果你和笔者一样，认为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社会不应该任由这社会的一些成员，因为贫穷而不得温饱，无处栖身，受疾病的困扰，因为贫穷而无法追求知识、追求爱情、追求人的尊严，那么是的，我们必须帮助他们！

但是帮助贫困人群的方式应该是用各种方式来增加他们的收入（社保、减税、慈善捐助、工作和教育的机会），然后让他们根据自身的需求去购买合适的资源，而不是盲目地、随机地把各种社会资源塞到他们手里。

最后，仅代表我们的祖师爷斯密祝北京市民早日摆脱堵车的困扰。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