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时代怕是没有堵车的问题。至少当他坐着马车穿过伦敦的街巷去给政要们讲课的时候没有遇见过什么上下班“高峰”，没有被迫在国王环路或是女王高速上蜗行几个小时，更没有因为内急攻心而被迫在车厢里做出“不绅士”的事情……

不然的话，他的《国富论》恐怕得要改写。

斯密的这部著作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经典，其书的主旨想必任何一个对经济学稍有了解的人都十分熟悉：当每一个人都一心为自己谋取福利的时候，他们会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领着为整个社会创造最大的利益。虽然他们并没有为公众谋利的意图，但其效果反而比当他们刻意想要这么做的时候更好。

此书一出，世界震动。自由主义经济有了斯密的理论基础，从此风靡全球。短短几十年，大英帝国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经济超强。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斯密自己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物质财富。《国富论》从此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圣经，而斯密便是先知！

可是，斯密没见过堵车……

设想一下：你早上起床，刷牙洗脸准备上班。边刷牙你边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今天上班是走路，地铁，还是开车？走路太累，地铁太挤，开车耗油又得付停车费。像一个标准的理性人（rational individual）一样，你左右比较，考虑种种因素，最终因为想到下班后要去超市扛一箱可乐回家而决定开车。可是在做决定的时候，你恐怕不会考虑到，因为你开车上街，因为你每次绿灯起步的时候都要等个半秒钟，因为你开车转弯的时候得先减速再加速，跟在你后面的那辆车的行驶时间要比没有你在的情况下慢了一分钟。可那辆车后面还有另一辆车，后面又有另一辆，那辆后面还有一辆……最后，你开车上班的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了3万6千8百个人上班都晚了一分钟，尽管你因此得到的方便远小于你对整个社会造成的不便。

故事还没有结束。不只你做决定的时候不会考虑到别人损失的时间，其他人也都这样。结果呢？结果北京的车就得分单双号限行了……

在很多情况下，当每一个人只考虑自己的福利的时候，会忽略他的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影响。而当一个群体里的每个人都只由自身利益出发来做选择的时候，其结果可能是所有人的利益都受到损害。

斯密的理论解决不了堵车问题。甚至（如果你敢像郎咸平那样说话的话）斯密的理论造成了堵车！

这一类现象在经济生活中不胜枚举。比如渔民都想自己多捕一点鱼，结果是过度捕捞之后谁都捕不着鱼。又比如上公共汽车时谁都想先一步上车，结果你推我搡的一身汗还都耽误了时间。

这一类的现象，后世的经济学家称之为外部性（externality）引起的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在这一问题上最早做出卓著贡献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阿瑟•庇古（Pigou）。（对经济学比较了解的读者可能会联想到博弈论。是的，博弈论也有被专门用来研究这一类问题。还有人给这类博弈问题取了个非常维多利亚时代的名字，叫“无政府主义的代价”（price of anarchy）。有关博弈论也有很多有趣的话题，但这里我们先不讲。）庇古比斯密晚生了一个半世纪。估摸在他的年代，英国的交通状况就不那么好了。于是庇古非常敏锐地察觉到了斯密的“万能理论”中的漏洞，并提出了补救方案。

庇古的办法很简单——收税。

外部性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个人未将自己的行为对社会对他人所造成的影响计算在内。于是庇古决定用税收来“提醒”你。他提议把你的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换算成货币价值。如果是正面的影响就照这个价值奖赏你，负面的影响就按价向你收税。以前面堵车的故事为例，如果按照每个人上班晚到一分钟的损失为一毛钱来算的话，庇古就要向你收取3千6百8十元的税……

让你小样开车去买可乐！

可惜的是，庇古的税（话说这也是专有名词 —— Pigovian tax）理论上来说虽然可以解决外部性的问题，但操作起来显然有很大困难。首先，3万6千8百个人、一分钟、一毛钱，这些都是我胡诌的。要准确测算这些数据，怕是很不容易。（实际上，庇古还要求你计算最优的上路车辆总数等等。）其次，税收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同等数额的税收，有的（较为富有的）人承担得起，有的人承担不起。如果这税收过分高的话，便等于宣布富有的人有使用道路的权利而其他人没有。出于社会公平的原则，这样的措施也应当慎用。（关于公平的问题我们以后还会再仔细讲。）

当然，这不代表庇古税不能用。只不过你得小心用，不能甩开了膀子用。事实上，不同形式（名义）的庇古税被世界各国的政府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外部性较小，所需收取税费相对低廉，又或者群众意见比较一致的情况下。（比如，你听说过国外的烟、酒税都很重吧？）

庇古的理论启发了许许多多后世的经济学家。但也有不买账的。

历史上总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像原教旨主义者一般地相信《国富论》和“看不见的手”。他们反对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认为政府的干预要么不靠谱，要么没必要。他们虽然没有否认外部性问题的存在，但是却不相信那会引起市场失灵。而他们的理论依据，则来自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顺便说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是1969年才开始颁发的。那时庇古已经去世了。不然以他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应该也会得奖。至于斯密，他去世的时候诺贝尔还没有出生。）

著名的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大致上是这么个意思：外部性的问题不需要政府来解决，个人之间可以通过协商来避免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外部性之所以是问题，是因为施加外部性的个人从中得到的利益要小于其他受其影响的个人的损失。既然如此，利益受损的个人便应该可以通过向施加外部性的个人提供（对后者来说足够但对前者来说较低的）经济补偿（酬金）来劝服后者放弃他的行为，进而避免自身的损失。回到堵车的例子：如果那3万6千8百人每人给你5分钱，你恐怕会很乐意地不开车上班。（1千8百4十元够你喝多少可乐？）而他们每个人，与你开车上街的情况相比，每人节省了5分钱。

听着很完美吧？所以治堵很容易嘛。只要让一部分的人（也就百来万吧）向另一部分人（也最多百来万）支付为数不多的补偿就行了。

容易。要不你试试？

事实上，科斯在发表他的“定理”的时候是加了条件的。只不过引用他的定理的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这些条件给忽略了。这条件之一就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为零。显然，把一百万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向另外一百万人交费，这么大的工程，不可能在零成本下完成。（你组织过同学聚会么？）更不用说这样的工程每天都要来一遍，因为这付费的人和收费的人，每天都不一样，并且有时候可能还要角色互换。（原因后文再讲。）

如此看来堵车还真不是容易解决的问题。至少庇古和科斯是帮不了忙。要罚你3千6百80元你肯定不干。要给你1千8百40元，你还是醒醒吧……看来你是非得开着车去扛你那箱可乐了。

所以，堵车无解？

其实未必！

庇古和科斯帮不了忙，还有别人呢！是谁？你猜猜？

答案是……斯密。

（待续）